“三孩”及其支持政策实行还不到3年，各地政策纷至沓来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那么，生育支持政策总体的建设进展如何？

　　人口是一个复杂系统，生育支持政策涉及全社会的多个方面。近日，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有关负责人接受红星新闻采访，系统盘点了当前生育支持政策体系。相关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、服务、时间三个方面。

　　该负责人表示，总的看，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初步建立，普惠托育取得积极进展，生育友好氛围不断改善，全社会关注生育、支持生育的声势逐步形成。这对提升群众生育意愿、增强生育预期起到一定作用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，从认识到观念到行为，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展现需要很长的周期。一个有利因素是，我国普婚普育的文化传统未发生根本改变。

　　经济支持：

　　多省探索发放育儿补贴

　　四省份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

　　经济支持方面，主要体现为税收、医保、住房、育儿补贴等。

　　国家层面，2022年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，2023年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。住房城乡建设部多渠道增加保障房供给，截至2023年底已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557.9万套，累计215万有未成年人的家庭、36万多子女家庭享受公租房保障。

　　地方层面，22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育儿补贴制度，其中云南、宁夏实现省级层面政策覆盖，云南对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分别发放2000元、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，每年发放800元的补助至3周岁；宁夏对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发放2000元、4000元的一次性补贴，对三孩家庭每月给予不少于200元的补贴至孩子满3周岁。

　　部分地方探索强化社保、医保保障作用，北京、内蒙古、广西、甘肃等4省份按程序分别将16项、8项、9项、12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；浙江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，全省339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；江苏对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，生育二孩的、三孩的分别给予50%、80%的补贴。

　　服务支持：

　　普惠托育大发展

　　中央预算内投资35.2亿元

　　服务支持方面，托育服务是一大亮点。

　　国家层面，“十四五”规划将“每千人口托位数4.5个”作为重要指标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》。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：会同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5.2亿元支持普惠托育，会同财政部2023—2025年投入30亿元支持30个城市实施普惠托育服务发展项目，会同全国总工会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。

　　地方层面，各省份都明确到“十四五”期末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.5及以上的目标。北京普惠托育机构园所按照现行学前教育财政补助政策享受1000元生均补助和每天每平方米不高于5元租金补助。浙江在17个县试行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。江苏苏州对已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，给予1万元/托位的建设资金补助。

　　此外国家层面还有优生优育服务、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政策。优生优育服务得到强化，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，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，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，国家卫健委会同9部门出台《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。教育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“双减”，去年将小学、初中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从650元、850元提高到720元、940元。

　　生育假期优化：

　　各地产假普遍有158天

　　均设立配偶陪产假、父母育儿假

　　时间支持方面，主要体现为落实产假、发放生育津贴、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。

　　国家层面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规定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，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其他福利待遇。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“保障生育女职工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、职业发展机会和待遇”列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标准。

　　地方层面，各省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，超半数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。各地均设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、5—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。地方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休假制度，北京规定女方自愿减少延长生育假的，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增加相应天数；江苏、云南等地将配偶陪产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范围。

　　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提到，还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优化生育休假制度，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。

　　此外，文化支持方面，也有各种积极引导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的政策。

　　专家说法：

　　政策见效需时间

　　我国普婚普育文化传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

　　杨凡向红星新闻分析，目前的低生育率是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，一是系统性因素，生育率下行是全球的共同趋势，这是人口发展的规律。二是暂时性因素，包括育龄群体规模的下降和婚育推迟效应造成一时生育率低，这是很难去干预的。第三类因素是育龄群体生育意愿较低，认为生育成本较高，这类因素则存在很大政策空间，而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正是应对这类因素。

　　生育支持政策有没有用？杨凡回应：“肯定是有用的。”

　　从国际经验来看，杨凡指出，西欧、北欧、东欧的生育水平出现了回升，这跟他们的生育支持政策有密切联系。

　　“但是我们要认识到，他们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做得早。”杨凡指出，生育的转变，是一个从认识到观念到行为的改变过程，是一个需要长期建设的过程，短时间看到成果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杨凡提到，一个有利因素是，她最近做的一个对于不婚不育、晚婚晚育群体的调查发现，我国普婚普育的文化传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。有些人虽然表现出来不婚不育或者晚婚晚育的观念，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七八成仍然希望结婚和生育，这和西方一些国家婚姻家庭价值的淡化有很大差异。

　　据杨凡介绍，上述调查中，20%—30%的调查群体表示，生育支持政策对他们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。“他们认为最能影响的政策，我国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做了。所以只要持续地在这个正确方向上进行建设，效果一定会体现出来。”杨凡说。